杜甫

生平

杜甫字子美，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（712），河南巩县（今河南巩义）人。其先世源出襄阳杜氏，据《新唐书》本传所载世系，远祖为西晋征南大将军、学者杜预；祖父杜审言是武后、中宗朝的著名诗人，官至膳部员外郎。杜甫出身于累世儒宦之家，早年曾南游吴越、北历齐赵，应进士举不中，此后长期困居长安，奔走献赋、依人作客，生计颇为窘迫。因曾寓居长安城南少陵原一带，他常自称「少陵野老」，后世遂又称「杜少陵」。

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杜甫献赋三篇，玄宗奇其才，命待制集贤院并试文章，先授河西尉，他不肯就任，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。安史之乱爆发、玄宗仓皇入蜀后，他避居鄜州三川一带，闻肃宗即位，只身赶赴行在，途中被叛军俘获，困于长安城中；至德二载（757）方逃出，至凤翔谒见肃宗，授左拾遗，故后世又称「杜拾遗」。同年因上疏营救被罢相的房琯而触怒肃宗，几遭审讯，自此不为朝廷所重，乾元元年（758）出为华州司功参军。

乾元二年（759）春，杜甫自洛阳返回华州任所，途经新安、石壕、潼关一带，将一路所见写成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与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六首诗，后世合称「三吏三别」。同年关中大饥，他弃官西行，客居秦州（今甘肃天水一带），靠采橡栗、拾柴薪自给，岁末辗转抵达成都，次年（上元元年，760）春在城西浣花溪畔营建草堂定居——即今成都杜甫草堂所在地。广德二年（764），镇蜀的严武再度表荐他为节度参谋、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故世称「杜工部」；永泰元年（765）严武病逝，杜甫失去依托，随即携家离蜀东下，经云安移居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近两年，大历三年（768）出三峡，漂泊于江陵、公安、岳州、潭州、衡州一带。大历五年（770）冬，他病逝于湘江舟中，终年五十九（《新唐书》本传另载其客耒阳时曾受县令馈牛炙白酒、一夕大醉而卒之说；一般认为卒于舟中之说更近实情，身后安葬之地亦历来说法不一，今河南巩义、偃师及湖南平江、耒阳等地均留有杜甫墓遗迹）。

事功

杜甫一生以诗名世，是唐代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。他的诗「善陈时事」，几乎以个人行踪为线索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世事变故，故《新唐书》本传赞语称他「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」，并明言时人「世号『诗史』」——后世遂以「诗史」指称其诗。所谓诗史，不仅指其诗真实记录了战乱与民间疾苦，也指其笔法之深细：他善写时事而感慨深至，律切精深，长篇短制皆有可观。《石壕吏》起笔「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」，一句便见战乱之中深夜抓丁的惨状，通篇借老妇致词叙事，诗人不下断语，而其悲自见。

按创作地点与时期看，其代表作依次可观其一生：困守长安时有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等；陷贼与任拾遗时期有《春望》《哀江头》《北征》等；乾元二年有《三吏》《三别》；寓居成都时有《蜀相》《春夜喜雨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；夔州时期诗艺最臻纯熟，《秋兴八首》《咏怀古迹五首》及被后人推为七律典范的《登高》均成于此际；晚年湖湘漂泊中则留下《登岳阳楼》《江南逢李龟年》等苍凉名篇。

杜甫早年曾在赋表中自评其文「沉郁顿挫，随时敏给」，后人也多以「沉郁顿挫」概括其主导风格——忧深思远、吞吐含蓄，语言凝练而富于顿挫。他大力开拓律诗，尤以七律成就为后世所公认，元稹推为「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」（《新唐书》本传赞语所引）。

交游与影响

杜甫一生交游最著名者莫过于与李白的友谊。《新唐书》本传称他「少与李白齐名，时号『李杜』」，并记二人曾与高适同游汴州，酒酣登吹台、慷慨怀古。一般认为二人于天宝三载（744）在洛阳初识，此后同游梁宋、齐鲁，杜甫集中追怀李白的诗篇延续终生，是盛唐两大诗人友谊的直接见证。

在仕途上，他与房琯为布衣之交（见《新唐书》本传），晚年又依严武而居：本传记严武「以世旧，待甫甚善，亲至其家」，也记杜甫性疏狂，曾醉登严武之床，瞠目呼其父名「严挺之乃有此儿」——《新唐书》本传总评其为人「旷放不自检，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」，正是从这些细节中提炼出来的定评。

杜甫身后的影响愈远愈大。中唐时韩愈力主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」（见《新唐书》本传赞转引），元稹、白居易倡导新乐府，亦以杜诗为取法对象；宋代江西诗派奉杜甫为宗，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等无不推重，历代注杜笺杜之书极多。就其身后称名而言，与「诗仙」李白相对，杜甫至明清间被尊为「诗圣」（有研究者认为明代费宏、孙承恩等已最早以「诗圣」称杜甫），遂有「李杜一仙一圣、双峰并峙」之说，是唐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

评述

「诗圣」「诗史」二称，概括了杜甫其人其诗的两重面目：就诗言，他以诗存史，故称诗史；就人言，他忧国忧民、忠厚笃实，故称诗圣。杜甫并非不谙世故的迂儒，而是经历过乱离、饥饿与丧子之痛的诗人，他的伟大正在于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对天下的关切——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结句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」，历来被视为这种情怀最集中的表达。

前人对杜甫的评价，可以《新唐书》本传赞语为纲：在他之前，唐人作诗或尚浮靡、或矜风骨，「至甫，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」，前人不足处他能补足，前人有余处他仍有余味，故元稹叹为「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」。后世论者或以「集大成」称之，或以「诗史」衡之，其影响早已超出诗界，成为中国文化中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的象征。